“约法三章”是一则流传两千多年的历史典故，如今早已融入日常生活，泛指人与人之间订立规矩、达成约定。回溯秦汉交替的历史，刘邦入主关中时颁布的这三条法令，并非简单的口头约定，而是王朝更迭之际一次影响深远的法律变革。

　　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入关中后召集诸县父老豪杰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这就是著名的“约法三章”。

　　一直以来，学界与文史界对约法三章中“约”字的释义存在不同看法。有观点认为，“约”是约定的意思，即刘邦与父老乡亲们一起约定、确立的三条基本法律；另有观点认为，“约”是删削、简省之意，即将严苛秦法精简、凝练为三条核心刑律，以极简规则治理乱世初定的关中之地。笔者认为，从当时立约的情形来看，约法三章是刘邦见秦民时宣布的一项政策，是对秦民的一种承诺。至于如何实施约法三章，刘邦当时并没有考虑那么多。因为约法三章实施起来是一个过程，不是与秦民在一次谈话中就能做到的事。所以，约法三章的“约”也可以理解为“约束”。

　　刘邦早年曾任泗水亭长，常年在基层为官的他深知秦律的烦苛。秦朝律法体系庞杂、惩戒严苛，刑罚种类繁多，涵盖死刑、肉刑、徒刑、笞刑、髡耐耻辱刑、迁谪流放、赀赎财产惩戒等诸多类型，还针对官吏设立废黜、训诫等专门处分。各类刑罚既可单独施用，亦可叠加惩处，再加上什伍连坐、收孥株连等严苛追责制度，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管控体系。这一严刑峻法的体系，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公元前407年，魏相李悝编成《法经》六篇，而后商鞅研习《法经》并入秦主持变法，改法为律，确立了以盗律、贼律、囚律、捕律等为核心的律法体系。自商鞅变法后，秦律便以严苛著称，例如什伍连坐制度就规定，“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尽管商鞅最终因变法触怒贵族而惨遭车裂，但秦国严苛的律法并未被废止。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原有律法基础上不断增补新规，一套体量庞大、刑罚残酷的严刑峻法体系逐渐确立。

　　虽然秦律中存在一些值得借鉴的先进理念，如反对刑讯逼供，规定“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治（笞）谅（掠）而得人请（情）为上；治（笞）谅（掠）为下；有恐为败。”但这些规定无法改变秦律整体之严苛，沉重的徭役与严刑峻法最终逼得百姓无路可走，陈胜、吴广奉命赶赴劳役地点，因大雨延误行期，按照秦律迟到便要被处死，走投无路的二人揭竿而起。

　　作为长期在基层为政的官员，刘邦目睹秦朝暴政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因此进入关中后，他“父老苦秦久矣”的抚慰之言情真意切，约法三章的内容既符合他当时的心境，也顺应了百姓的愿望。

　　约法三章虽文字极简，却意义深远，体现了“罪责自负”“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三大现代刑法原则的早期雏形。

　　在罪责自负层面，秦朝律法盛行株连制度，一人获罪，家人、邻里皆受牵连，大量无辜者无端获刑、蒙受冤屈。刘邦废除秦代苛法，确立“杀人者死”的核心准则，明确刑罚仅惩戒犯罪者本人，罪责由行为人独自承担，不牵连无辜旁人，打破了秦代广泛株连的陋习，树立了最基础的罪责自负原则，是古代司法文明的重要突破。

　　在罪刑法定与罪刑相适应层面，约法三章构建了清晰的罪刑对应关系。“杀人者死”，明确将“杀人”界定为重罪，对应“死刑”这一法定刑罚，罪名与刑罚均由官方明文规定，杜绝随意定罪、恣意量刑，是罪刑法定思想的初步体现。而“伤人及盗抵罪”，则进一步细化量刑标准，要求司法处置需根据伤人轻重、盗窃财物多寡判定罪责、匹配刑罚，做到罪行轻重与惩戒力度相互适配，体现罪刑相适应的法治内核。约法三章最大程度简化了司法规则、减轻了百姓负担。在经历了严刑与株连盛行的秦律之后，这套相对文明、公正的司法理念，极具革新意义。

　　当然，以如今的法治视角回望，“约法三章”也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从犯罪行为来看，现实中的犯罪复杂多样，杀人行为可分为故意杀人、过失杀人，还有正当防卫等特殊情形，不能一概而论“杀人者死”；从司法流程来看，未经正规审理便直接定罪量刑，也带有明显的有罪推定色彩。受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这套简单的法令终究难以长久推行。刘邦后来退出咸阳，前往汉中，又在楚汉相争中胜出，建立汉王朝。大一统王朝需要完善的律法维系统治，仅有三条规则显然无法治理天下。于是，刘邦让相国萧何从秦律中“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到汉武帝时，汉朝的律令已经有三百五十九章，达到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尽睹的程度。

　　尽管“约法三章”未能长久施行，但它为后世政权交替中的法律变革树立了先例，留下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时至今日，“约法三章”已超越单纯的法律典故，成为一段记录民心所向、映照法治初心的历史佳话，持续为后人带来思考与启迪。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