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在山西省榆次市检察院——现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检察院当法警。

　　那时，检察院的人是真的少！我们分组办案，一个检察干部或法警，与一个从外单位抽调来的会计一组，科长统一指挥，每天分头出去到有关单位调查取证，让了解情况的人写材料。接触的人有的60多岁，从单位退休后，领着几个小青年开知青商店；有的三四十岁，自己当老板，在社会上闯世界；有承包公社集体砖厂的村民。这些人都不好打交道。找他们写材料，要么是找借口不给写，要么是写了也不能用，取到一份符合要求的材料很费周折。回来后，科长有时也不说什么，可看到其他组出去都取到了需要的材料，我就觉得很不自在。我想：再出去的话，一定要取回符合要求的材料。

　　一次，我跟从城镇公社抽调来的会计老周到一个供应站的下属商店查账取材料，我们去查一笔有关税费的往来。经理40多岁，说他们该交的税费都交了，没问题。我说，我们也希望没问题，可我们得看看账。好不容易说通了，可写材料当中，又一会儿是这样一会儿是那样地给你绕，不想写。我想，取不到材料影响我个人事小，有失检察院的声誉事大，便要他把事情写清楚。谁知，说着说着，我也没想到怎么地就和对方吵了起来。争吵无果，这一次我们又是无功而返。

　　那天，我一肚子满满当当的火气，无处发泄。

　　第二天，我们又要出去。科长对我说，出去调查，不要与人吵架，态度好些。我反应迟钝，却快声答应一声：“好。”从机关出来，老周对我说：“是不是那个经理到机关告状了？所以才提醒你不要和人吵架。”我一下醒悟过来，说回机关我解释一下。老周劝说：“不要解释，科长也是为咱们好，以后我们注意就是了。”

　　那时我年轻，20多岁，思想单纯，没什么工作经验。可慢慢地我就这样在磕磕碰碰中学会了总结工作方法。

　　又一次，我们到榆次市华盛商店查账。在北山路一个临街的小楼里，我们从狭窄灰暗的水泥台阶上来，走廊靠墙堆放着市场上紧俏的三合板、五合板。商店经理——一个30来岁却梳了背头的年轻人，停下手头的业务接待我们，让会计把我们要看的账簿凭证放到桌上。他穿一件鲜亮的花衬衣，戴一颗硕大的翠绿色戒指的手指上，夹着一支长嘴烟，把一盒硬壳万宝路丢在桌上，让我们抽，人却警惕地站在一边。

　　我们查一笔与我们办的案子有关的木材业务。查账中，我发现他们与我们查的单位还有一笔往来，就顺便抄了下来。谁知，敏感的“花衬衣”一下冲到我跟前，瞪起眼，破口而出道：“你们检察院，比工商、税务还恶呢，什么都管？”听了这话，我一股火气直冲脑门。在检察院也好几年了，出来跑了多少单位，接触过多少形形色色的人，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我正要发作，坐在对面的老周抬头看了我一眼，我看着手里的账簿单据，按捺住心中的火，没有吭声。我极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想着该怎么对付他。屋子里就这么静默了一阵。想好了，我看了他一眼，然后平静地说：“你这是什么话？职责所在，怎么叫什么都管？”我这不愠不火、平平淡淡的一句话，让“花衬衣”失去了继续发火的冲动，可他嘴里还在嘟嘟囔囔，不干不净。

　　见状，我又平和地说道：“这样吧，如果你不愿在这里写，那就跟我们到检察院去写。我现在就给你发传票。”实际是通知书，我们习惯称作“传票”。我们出来时，包里就带着空白介绍信、询问通知书等文书。说着，我就打开包，准备填写。他一看这情形，马上变了口气，表示愿意配合调查。他知道，我们不是在查他的问题，原想庇护一下关系户，但与检察院顶起牛来不值得，便给我们写了材料，让我们复制了有关单据。对方是集体单位，这笔汇过来的款从这里提了现，他留了手续费。

　　就这样，我工作着成长着，一直工作了这么多年。

　　（作者单位：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检察院）